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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人们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历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

  历史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苏州大学历史学,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2]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

  历史学的反思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3],——“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他们在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人们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我们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4]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今人对史学的定义或解说,可谓各家纷纭,莫衷一是。

  “活动”说。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6]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学问”说。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7]

  “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Loucianos,约120—180年左右。一说约125—192年。旧译琉善,现又据英译Lucian而译卢奇安)。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8]。卢基阿努斯从历史学的任务或目的、本质、价值、认识方法,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史料收集与处理,历史著作的表现形式,判断历史著作优劣的一般标准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学本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揭示了史学与文学艺术(如颂辞、诗歌、戏剧等表现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实性本质特征,认为历史学虽然外加有欣赏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适当的文学艺术的表述技巧,需要“华而实”的“风格之美”、“真实美”和“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现形式,但是,这些都不是构成历史学的本质的东西;历史学按其特性、本质和目的来讲,是一门实用之学,而非一门有如诗歌那样的欣赏之学。卢基阿努斯《论撰史》所表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要点如次,文中“历史”是“史有二义”中的“历史学”之义: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古代史作是要当众朗读给听众听的——作者注),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

  “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

  “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

  “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历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

  “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舞文弄墨,夸夸其谈,而不顾历史的发展。”(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客观存在。——作者注)

  “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

  历史家“搜集材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

  “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他可能怀有个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 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与坚定信仰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歌颂者的唯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像。”

  因此,在卢基阿努斯看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9]

  卢基阿努斯关于“诗与史”、“实用的历史”与“欣赏的历史”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开启了后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之门。近代西方无论是客观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如实直书”的实证科学,“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是相对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等等表述形式不尽相同的史学本体认识,就其关于治史原则、史学本质的认识,以及讨论的题域、思考的路径而言,其实均未超出卢基阿努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划定的疆界。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史学理论工作者们接过了卢基阿努斯的问题。坚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沿着卢基阿努斯开辟的认识路径,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中把真实性确定为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认识路径,从历史本体论和史学本体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为历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些持相对主义甚至折衷主义史学观的历史学家,同样延续了卢基阿努斯的认识路径,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经被卢氏排除在外的“无疑是外加的东西”又偷运到历史学本质特性的内容之中,使之成为内涵于历史学本质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据,重弹了实质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调。何兆武先生的历史学是一门“既是科学又非科学的超科学”人文学科之说,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说的当代中国版。

  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10]。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第一个被他当做“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问题。进入90年代,他的这种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历史学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领域,把“历史学是科学吗?”作为一个准“假问题”——何先生没有直接认定它是一个“假问题”,而只是认为它是“唯科学观点”的一种表现,故我们用准“假问题”来称之——来清理。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11],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学术文化随笔”集中的《〈历史与历史学〉自序》,等等,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超科学”之说:

  “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

  “……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

  “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

  “历史学Ⅰ所给定的数据可以为有一个‘实’,即一个大家一致(或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历史学Ⅱ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构造过程……”

  “历史学Ⅱ也包含有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即我们对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

  “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

  “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否则,“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上,更遑论‘人文的’(它是科学与非科学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学的,但不是反科学的)历史学了”。

  “历史学不能单纯考虑物质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整体;思想史则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贯穿着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的是人的思想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史”;“人类的思想文化不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累的,一类是非积累的……历史中……属于人文范围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一类是涉及非知识性和非技术性的。前一类是可以积累的,后一类则否”;“思想和现实构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及其内涵。”

  “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无法进行可控的实验来证实它或者证伪它……就物质层次的历史而言,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就人文层次的历史而言,则其发展并没有物质事物发展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现代化的历史学正在要求人们放弃前一个时期近代化史学思想所要求于人们的对所谓历史规律也像对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的无限崇拜和无限信仰”。

  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所获得的关于“历史学两重性片论”,要点即如上述。他的“历史学Ⅰ”、“历史学Ⅱ”两分法提出后,有的青年史学理论工作者从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又区分出了所谓的“历史学Ⅲ”。可见,两分法对于历史学的“精细化”是做出了贡献的:它开出了一条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或者说层次化研究之路。至于历史学概念本身是否能够做出如此精细化的泾渭分明的层次区分,则尚无人去深究。

  综观何先生的有关论述,不妨概括为:历史学是以思想史为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由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认识和体验所构成,一门兼具科学、哲学、艺术而又非科学、非哲学、非艺术,不是实证的人文学科。

  这种史学解说,实际上是新卢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卢氏的是,何先生把卢氏的“实用的历史”和“欣赏的历史”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历史学改性成了一个两性人。或者说,通过变性手术,历史学从20世纪末的科学时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朴的不定性的童真时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关论述,历史学的这种既是又非的两重性,根源于历史的两重性。所谓“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12]。

  这样,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定义的一般内涵——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就被大大化约为人的历史,不仅“类”没有了,而且“社会”的内涵也被抽掉了。无论是所谓历史的两重性,还是所谓历史学的两重性,其实都根源于个体属性意义上的“人”的两重性。在解说历史学是什么时,何先生又过于强调已经被他完全个体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讨历史学的特性时,则把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于历史学的特性。“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学”说。1902年,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剑桥历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译柏雷、布瑞)继阿克顿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说《历史科学》中,以如下一句话语作为结束:“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13]这是历史学家们探讨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引证得较多的一句名言。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科学”说目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般“科学”说;“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整合学”说。

  一般“科学”说是最普遍的对史学的定义的确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史学”条:“亦称‘历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4]又如,吴著《史学概论》一书“前言”中确定的史学的定义:“史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15]

  “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李振宏先生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辟专章,从“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以及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等方面,探讨科学的历史学是什么及其与一般历史学的根本区别问题。根据他的论述,历史学可区分为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之前的一般历史学,它还不成其为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描述和研究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及其过程的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历史学。确切地说,科学的历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通过[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和真实性等显著且重要特征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16]

  与以往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从研究的对象、任务和特性三个方面,正确地区分了历史科学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一般社会科学、文学等学科之间的不同,从而为历史科学确定了客观实在的特殊研究对象,规定出了其所应承担的特殊任务。

  大多数历史学家给出的关于史学或历史科学的定义,总是混淆历史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例如,后于李著出版的、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史学理论大辞典》“历史科学”条目。该辞条吸收了李著“历史学是科学的依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两章中的有关历史科学概念的内涵。但是,与此同时,它依然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发展史”,——完全等同于、且当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唯一的研究对象。李著中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通过[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在表述方式上略事变动后,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本应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任务,——“揭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过各种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历史前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根据”,等等,——也被统统归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中。[17]这个辞条的内容,其实是以《辞海》中“历史科学”辞条的内容为基础、糅合了李著中的有关内容的“混血儿”。科学的历史学在承担自己特殊的任务和进行特殊性范畴研究的同时,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揽、包办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任务和研究对象。历史科学何堪其重负?

  “整合学”说。新时期史学界关于究竟什么是历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最新的、且颇具特色的定义,是蒋大椿先生确定的。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有鉴于“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论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历史论著中所表达出来的历史知识”这种对史学的直观的“却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现状,他从“广义理解的”角度,为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18]在这一表述中,蒋先生没有涉及“历史存在”概念,但从蒋先生的全文来看,他是从“历史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作为进入历史学家认识对象范畴的历史存在的“历史客体”这个概念的。因此,根据他在文章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就可以得出:“历史学家”和“历史存在”,是构成作为精神生产实践的历史研究活动的两个前提性要素;“历史思维认识方式”、“历史认识手段”、“历史客体”、“历史研究精神生产实践”(“历史研究活动”)和“历史知识”,是构成历史学的五大基本要素。蒋先生确定的史学的定义,的确比现有的关于史学的定义都要全面。蒋先生把它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根据它在历史认识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对象领域上的综合性特征,在性质上把它规定为“一门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内在地融合了实证性、抽象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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