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圈内被称作“汪老邪”的汪建，最近收到了比尔·盖茨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我非常高兴，能在西雅图见到您的团队。我很欣慰，华大基因从科研学生工中培养了很多顶尖人才。”信纸在他的手中不停地摇晃着，“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用纸写信?更别说是比尔·盖茨了。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回想起两三个月前两人的握手致意。那是在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我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去做技术、做产业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

　　这封漂洋过海的信只花费了105美分，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却从中感受到了说不出的分量。

　　在过去5年里，深圳北山工业区，一座由旧鞋厂改造的大楼里，华大基因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世界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第一个大熊猫基因组图谱……

　　“2011年5月24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的科研机构实力排行榜中，华大基因入选中国十大科研机构。”在汪建看来，在大规模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年轻人更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

　　“这是我们的牛人。”汪建指着远处一个瘦高个，“王俊，我们的执行院长，忙起来连我都不搭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聊起了王俊和华大的人才团体。

　　2001年，继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华大基因开启一项重大科研课题——水稻(籼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研究。那一年，25岁的王俊，已经担任华大基因生物信息主管。

　　由于设备并未全部到位，前期测序进展缓慢。这时王俊得知一个消息：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家科研机构，正在这项研究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我们晚一步，研究就将大打折扣。”这促使王俊做出决定：团队吃住在实验室里。两个月后，当年10月20日，他们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完成水稻(籼稻)基因组的框架序列图。

　　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成为华大基因的诀窍之一。

　　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了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王俊成为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人。这时他不过37岁。但在华大基因他已算“老人”了。

　　“基因研究是门新学问，以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家，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在汪建看来，“华大基因是一个跑马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给年轻人干事的空间，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2007年新一代测序仪问世，这对基因组学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多次提议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汪建带领科研人员离开国有体制，开始了艰难的创新历程。

　　“集中8亿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用两亿经费购买设备。”在汪建看来，走出体制也就打破了束缚，年轻人的创造力彻底激活了。

　　2009年“五四青年节”，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收到一封“请战书”。11名该校与华大基因共同培养的在读本科生立誓，“半年至1年时间内，发表1—3篇《自然》或《科学》级别的学术论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3月4日，上述11名本科生中有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现在一流的物理学家在做三流的物理学课题。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学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学课题。”请战书的起草人金鑫，套用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观点，“当下物理学中未被发现的新领域是有限的”，“100年前，当知识和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物理学家只要找准了目标和方向都会有所突破”。

　　在汪建看来，基因组科学正处于临界状态，只要方向选对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会有所成就。

　　记者观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呼唤了太多年;“不拘一格用人才”，我们忽视了太多年。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华大基因的用人之道，是面向传统机制体制进行的改革，更是对于创新规律的遵从。

　　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

　　赵柏闻的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

　　“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这位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天才，对于华大团队赞不绝口。

　　这种赞赏之情一个月后尚未散去，以至于他提起笔来，给万里之外的汪建写了一封信：“华大成立以来，在基因测序、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方面取得的成绩，让我印象深刻。”

　　“赵柏闻高中没读完就来了，现在负责生物信息分析，手下光博士就有好几个。”在汪建看来，“今天，很多大学是为了学院和教师设的，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网络的出现，让人们获取知识变得非常简单，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到学校去。

　　重能力不重学历，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华大基因聚集了一大批“怪才”——

　　3年前刚满20岁时，罗锐邦已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有一次，他喝多了酒，拉着王俊：“你是三重傻帽儿。你看，你有学士学位、你又拿了硕士学位、你还拿了博士学位。你看我，现在什么学位都没有。”王俊不以为忤，反以为荣，“华大基因后继有人了”。

　　给人才以自尊和自由，最近这些年来，华大基因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100%)，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自然》杂志对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科学家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

　　在汪建看来，华大基因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给人才提供了成长的平台，“国外基因研究还是传统实验室模式，一个导师带两三个学生，三四年做三四个课题;华大把研究和产业结合，一年光课题就有8000多个，每个人每年怎么也能做七八个。”

　　骄傲归骄傲，汪建也有烦恼，“李英睿这小子，在北大读到大二就来华大了。在到毕业的两年里，他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11篇论文。我们给他报了一个青年人才项目，没想到第一轮就被毙了。我们一打听，原因特简单，就是没有博士学位。”虽然搞了一辈子科研，汪建还是想不通，“科研能力和博士论文到底有啥关系”?

　　“不戴博士帽就做不了科学家?”离开中科院的这些年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嗨，我说，能不能把那些传统的模式，从人们脑袋里清空了?”

　　“缺乏实际练习的机会，缺乏创新能力，很多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是我国人力、财力资源投入的巨大浪费。”在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看来，“几千只绵羊，不如几头狮子。华大基因青年人才就像是狮子，他们不该被一顶博士帽困住。”

　　记者观察：有什么学历就可以做科学家?相信很多人都能用一堆故事，证明这是一个伪命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道理：人才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即便从操作角度考量，非要给人才设定一个标准，也不要忘记，给特殊群体一个特殊通道。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把基因研究当成头等大事

　　美国把基因当成生物领域头等大事的消息，让汪建按捺不住了。

　　“21世纪是生物经济时代，基因研究是基础中的基础。”按照他的分析，“基因是一门大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如果中国不想掉队，就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各方面一起使劲”。

　　为了抢占国际基因研究制高点，中科院研究生院华大教育中心加紧建设，深圳市批准成立的华大基因学院开始运行，华大基因同时承担国家重任建设世界上数据最大的基因库。

　　在过去几年里，华大基因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约2.9亿元，基因组等研究获得了科技部1.2亿元资金支持，但在汪建看来，“从国家层面讲，有些相关部委并不认同;华大基因还未获得体制内院所的同等待遇”。

　　“科研国家队是正规军，属于圈养动物，国家花大气力支持，我们不嫉妒。我们是游击队，属于野生动物，不出东西可以不理睬。可是，你数数看，我们做了多少事，难道真比圈养动物差吗?”

　　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想起老朋友，美国海归博士王晓东，“晓东任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国家开了口子。对于我们这支由本土青年人才组成的基因研究团队，国家理应给予同等关照”。

　　在期盼“同等待遇”的日子里，华大基因副院长徐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热门领域的，通过人才评价的几率很大”，他不无苦恼，却也无可奈何。

　　在安慰这位得力助手时，汪建表示，“不发枪，不发炮，不发冲锋号，照样打得敌人满地跑。这事别往心里去”，同时，他也感慨，“这不仅是一个人才评价的事儿，更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

　　他谈到了美国老布什政府的例子，“当年，老布什布局未来产业时，投了三四十亿美元。几十年过去了，你猜回报是多少?一万多个亿。你再看看国内，我们评选了那么多人才，投资了那么多产业，1∶100的回报有多少?1∶10的呢?”

　　对于“科学流行界”的说法，深圳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深有同感，“不少所谓的专家，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并不了解，就开始议论你，给你归类，否定你。对于一些比较热门的领域，你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他们没有调查，就做出了肯定的结论。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负责任的。”

　　汪建认为，华大基因做到了“闯荡江湖”，“我们越来越相信，基因能够改变未来。希望相关部门放下既得利益，不要让固有体制困住人才的手脚”。

　　记者观察：支持谁，否定谁;先支持谁，后支持谁。相信，老布什政府的故事，能给我们以启示了。在科研领域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应该遵循科研自身规律。这是人才价值的评判问题，更是国家未来的走向问题。明白了这件事，现行评价中的种种不公，自然早该歇歇了。人才是在合适的环境中干出来的。优化环境，人才就会不评而出。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国家973计划已经设立专题支持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申请基础研究项目。“小人物”正在得到关注。

　　人才评价需要创新制度安排

　　华大基因的故事反映了“体制外”与“体制内”在人才培养和评价方面的差异和碰撞，令人深思。近年来政府部门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如果能评上“领军人才”动辄有上百万的经费配套，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科技项目的资助。吸引力之大，连华大基因这样的“体制外”机构也“怦然心动”。人才成长是有规律的，是需要环境的，这个道理政府部门很清楚。政府的巨资投入也希望为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予以稳定支持，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政府的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对公共财政投入有个说法，需要一些明确的“信号”来甄别，于是乎“学历”“资历”“论文”“专利”“影响因子”这些可量化的指标就派上了用场。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资助的重点也往往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士，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反观科学共同体，面对政府部门推出的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和工程，科研人员趋之若鹜。“领军”、“创新”等各种光环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以科学为业”那一份执着和坚守不得不节节后退。清苦的科学研究变身浮华的名利场，科学精神不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怀尔斯七年里一篇论文没发，一本书没出，专注于证明费马大定理，若要在国内，估计连工资都得停发。中南大学的大学生刘路凭借一篇国外高水平期刊的学术论文，破格被聘为教授级研究员，所引起的争论只能说明我们对这种“冒尖”方式还很不适应。而华大基因偶尔流露出对“体制内”的渴望，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希望被承认和接纳的心态，说明了“父爱主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人才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正确评价关系到战略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好这个问题，政府部门和科学共同体都需要努力。政府的问题出在“选拔”上，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究竟需不需要“选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地希望5年培养出一批乔布斯，还是一种“选拔”的心态在作怪。但是如果不“选拔”，政府又该做些什么?体制机制的改革尚需时日，也无法很快见效，对强调“绩效管理”的政府部门是一种考验。

　　对于科学共同体，力所能及的是加强自律和诚信。固有的评价规则与各种利益紧密相连，改变规则意味着利益调整，设计一个让各方利益不受损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大智慧。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厚植创新土壤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对于像华大基因这样的“体制外”机构，既然已经打动了比尔·盖茨，为什么非要得到“科学流行界”的承认呢?虽然谁也不能断言华大基因的可复制性，但它毕竟成功了，不妨当个参考，给我们提个醒。